斯大林女儿“叛逃”美国的无奈(5/8)

凡事都要听命于前岳母，这让她再一次感觉到受束缚。双方不断冲突以后，她又一次离婚了。

离婚后的几年，斯维特兰娜一度患上了酗酒，她一年年慢慢地陷入了某种绝望的境地。杜松子酒成为她度过漫长夜晚不可缺少的陪伴物。这让她感到惊恐万分，因为想起了自己的哥哥。后来在教会的帮助下，她克服了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她对美国的看法也日趋复杂。她讨厌律师们，觉得这些人骗走了她大部分的稿费收入。她也厌恶西方的新闻媒体，她写道：尽管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从来不登入电话簿，可总是有人把我家地址直接告诉记者。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法律不保障私生活权利？

尽管如此，斯维特兰娜还是加入了美国国籍。那是寒冷的1978年11月20日，离她母亲自杀的纪念日很近，她和90名大部分来自东方和西班牙的人一起宣誓。每个人得到一面小旗—就是节日里孩子们拿在手上的那种星条旗。奥尔加学校里的一位老师为斯维特兰娜拍了一张手持美国国旗的纪念照片。而早在1969年12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团已经决定剥夺她的公民权。

奥尔加成为了斯维特兰娜唯一的生命寄托。为了这个孩子，她甚至在1982年移居英国剑桥，因为她欣赏欧洲的寄宿式教育。斯维特兰娜表示：在美国和英国生活的日子里，从来没有教过自己的女儿学一句俄语，奥尔加也觉得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并没有移民的那种“人格分裂”。

重返苏联，重返美国

1985年，几乎和她当年从苏联叛逃一样令人震惊，斯维特兰娜又回到了苏联，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为她的回归开了绿灯。至今很多人依然在猜测她的动机。不过一般看法是对家人的思念和在西方的孤独促使她吃了回头草。许多苏联人认为，已经59岁、反复无常和难以相处的斯维特兰娜，终于想回到家乡，和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度过余生。

在莫斯科的记者招待会上，斯维特兰娜说了一句让美国人直摇头的话：“我在自由的国度里没有一天是自由的。”德国作家玛尔塔·萨德在《斯大林的女儿》一书里认为，她的夸张里包含了政治和经济成分，因为政治和经济原因，她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生活，还需要照顾女儿。

不过这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是一个天赐的礼物，那个在西方宣称“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个后果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