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 旅居185(2/3)

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按照新的战略部署，于1月19日主动撤出遵义。而“柏公馆”则因为这次会议，成为了举世瞩目的建筑。

1951年，遵义人民为纪念遵义会议，在遵义地区专员公署和中共遵义地委领导下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着手寻找和确认会址。

经过多方努力，1954年，终于确定了遵义会议的会址就在柏辉章的私宅内。此后，会址开始进行复原陈列等一系列筹备活动。1957年7月1日，遵义会议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1961年，遵义会议会址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毛泽东主席亲笔为纪念馆题写“遵义会议会址”，这块珍贵的匾额至今仍高高挂在会址大门上，熠熠生辉，庄严肃穆。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二楼，面积27平方米，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室内陈设基本保持着当年开会时的原貌，天花板上吊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员灯，东壁有一只挂钟和两个壁柜，其中一个壁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

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共20只，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供当时取暖使用。

二狗站在会议室门外，遥想当年开会时的情景。当年，那些还在长征途中的红军前辈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面容憔悴，但精神却空前高涨。他们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红军的前途而争执不休，进行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非常认真地分析问题，查找错误，并勇于改正错误，纠正行动的方向，这才有了红军后来的变化，以及经过后面一步步的斗争，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

正如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中说的：“中国这个国家是幸运的，她经常在最关键的时候，被一些人保护得很好。”

这句话不是他的原话，原话是这样的：““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像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正如本书所证明的，如果证明了什么的话），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